摘  要：儒学一门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派，儒学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它深刻的塑造的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儒学的开始解构始于西方启蒙文化的冲击，能否对西方启蒙的民主、自由、科学等思想做建设性的回应直接关系着儒学能否生存于现代社会。儒学作为塑造了东亚文明形态的一门重要学派，在它的学说之中有许多富有启示意义和精神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的光辉不仅对未来的中国，甚至未来的世界都将可能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儒学 民族文化 发展条件 现代价值

儒学一门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派，其自孔子创立以来发展虽有曲折但终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门显学，其也遭遇过焚书坑儒的浩劫，但自西汉武帝时期汉儒的改造，儒学便由百家之学成为王官之学，在以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大部分时期中，它占据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这种影响具体而言“既是建制化，而建制一词取其最广义，上自朝廷的礼仪、典章、国家的组织与法律、社会礼俗，下至族规、家法、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包括在内，凡此至上而下的一切建制中都关注的儒家的原则”。[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学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它深刻的塑造的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

一 儒学发展概况

儒学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它的影响波及东亚、东南亚的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在公元1世纪，儒学便传入朝鲜半岛，其后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公元5世纪左右，儒学传入日本，后为其统治者所重视，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中，儒家思想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越南，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对其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在东亚、东南亚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具有其鲜明特色的儒家文化圈，在世界文明形态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猛烈的批判，最终遭遇了被解构的命运。

辛亥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结束了。伴随着帝制时代的终结，儒学赖以存身的制度依托也宣告崩溃。如当代新儒学代表余英时先生所说“这一儒家建制的整体，自辛亥革命以来便迅速的崩溃了。建制既已一去不复还，儒家遂尽失其具体的托身之所，变成了游魂。”[②]

虽自辛亥革命以来，儒学便变成了失去了政治上，制度上依托的游魂，但其悲惨命运还远未结束。五四以来近代知识分子，在大力传播民主与自由思想时，对儒学极力批判，儒学被完全的否定，它成为了“落后”、“反动”、“封建遗毒”的代名词，此时儒学受到全面的冲击，如果说辛亥革命后其已变成了游魂，那么此时其已到了魂飞魄散的境地。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儒学受到沉重打击，在民间组织方面儒学的影响也急剧的萎缩，近几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原有的民间组织发生巨大变化，如原有的以亲族关系为聚居区的组织转变为组成人员更为多元，流动性更大的现代式社区，这也是儒家思想所栖居的另一块重要基地受到“清剿”，那么现在儒家的栖身之处有在哪里呢？它是否已经彻底的油尽灯枯了呢？余英时先生作出的回答是“尽管旧建制崩溃了，儒学已经变成了游魂，由于有两千多年的凭籍，取精用宏，一时是不会散尽的。它一直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人的集体记忆毕竟不容易在数十年间消灭干净，这个集体记忆变成了儒家道德意识的最后藏身之地”。[③]是的，人们的集体记忆变成了儒学的最后藏身之所，但是余英时先生还忧虑的指出，儒家的道德资源由于只有浪费，未有储蓄到今天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总体来看，受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冲击的儒学如今只是主要的存在于人们的集体记忆中了。

儒学虽在近代遭遇了被解构的命运，为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所咒骂、攻击，但是还有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仍高度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他们肩负着改造儒学，以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伟大使命。儒学在中国已经历了三代中国新儒家学者的改造。第一代新儒家学者以熊十力和梁漱溟为代表，熊十力致力于佛学之批判及儒家形而上学之反省，梁漱溟则侧重于中西文化哲学比较。这一阶段特征“表现为中国哲学所做的不遗余力且遗憾深奥的辩解”，[④] “但是这项体系重建工作欠缺对中国传统进行批判性且巨细无遗的探讨及检视，而对西方应有的完整全面且细致精密的了解一付阙如”。[⑤]第二代新儒学学者以唐君毅、牟宗三、东方美等为代表，他们专志于西学的理解及诠释工作，将西方的古典传统展现在彼等面前，“他们对中国传统的解析及铺陈也趋于更实在，更精密的方向。他们得以将中国哲学以哲学面目示人，显出他们高出前辈一等的能力，其结果则是为中国传统熔铸新形式，同时注入新生命，但是就彼等对西方传统凝注成的理想范畴理解观之，他们仍系传统的护教者，因为他们与西方之间仍缺乏完整的沟通与往还”[⑥]新儒家第三代学者，以杜维明为主要代表，他积极的发掘、宣扬儒家思想中可以放眼全球的世界观和全球伦理，将神圣的儒家人文主义与儒家人文主义的世俗化做了重要区分，并对五四以来的中国启蒙运动做了深刻的反思，“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继前两代之后的第三代中国哲学家对前辈的超越和中国哲学以西方哲学的格局开始流衍，这也是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人的使命”。[⑦]

无可置疑的是，儒学未来的命运与新儒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因为儒学要在现代社会生存下来，一层不变的回复原来的模样那是决无可能的，它必须进行理论的重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这种重构亦是儒学在现代的新生，而新儒学的学者们正在进行着此项艰巨的工程，所以新儒家，尤其是现在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们如何重构儒学，即使之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又能发挥其特有的精神价值，是我们观察儒学未来命运的切入点。

二 对西方文化的四个回应

儒学的开始解构始于西方启蒙文化的冲击，能否对西方启蒙的民主、自由、科学等思想做建设性的回应直接关系着儒学能否生存于现代社会。

第一，对科学精神的回应。中国儒家思想有着强烈的道德理性，但是缺乏科学精神。这是为什么在中国没有自发产生自然科学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大力提倡科学精神，意图改变旧中国国人愚昧无知的状态，虽然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改造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现在回过头去看历史，不得不指出，由于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当时的知识分子心中的救亡信念远远超过了启蒙的信念，他们更多的将科学精神当做中国摆脱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的工具和手段，而并未深刻认识西方启蒙思想中的精神价值，对他们来说现代化就是西化，而欲实现现代化则必须彻底的摧毁儒家的传统价值。现在国家早已摆脱了民族危机，我们可以以更加平和、宽容的心态去审视儒家思想，我们可以知道儒家思想同科学精神并非完全的对立，它们完全可以共存，所以现在在中国传播科学精神，首先应明白它与儒家思想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其次，传播科学精神，也应进入更加深刻的精神价值层面，而不可简单的做为国家富强的工具和手段。其三，近现代历史已经证明，西方的科学主义也并非尽善尽美，它过于强调人对自然地征服，有着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恰恰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万物的和谐共生。所以在当代传播西方的科学思想并不能照搬西方，而应该积极发挥儒家思想的合理价值。所以现在宣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应“强调它在与人交通问题上的全面合理性，并以这个合理性为基础重新建构，定位儒家传统在新的人文世界中间应该体现的价值和扮演的角色”。  [⑧]              

第二，对民主问题的回应。在五四启蒙时期，儒家便被贴上了专制的标签而受到猛烈的批判，无可否认，儒家思想中的确有许多专制的思想，如“三纲”的思想，“从君为臣纲来讲，这确实是专制主义；从父为子纲来讲，这是权威主义；从夫为妇纲来讲，这是男性中心主义”。[⑨]这些思想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也是应受彻底批判和抛弃的。但是儒家思想关于社会的态度也有其独特的价值，这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如突出社会责任，突出公意的思想。所以我们在强调西方民主思想的程序政治及法律规范的同时，也应强调公民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对此杜维明相信“不仅儒家式的民主有可能，而且现实上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也已经开出它的民主之路，并且可以产生和贡献有普世意义的地方经验”，[⑩]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儒学不仅可以积极的回应西方民主精神，而且还可以贡献出自己独特的价值，走自己的民主化之路。

对儒学是否有宗教性的回应。对儒家传统是否是宗教和有无宗教性，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议。杜维明先认为儒家不是宗教，但它具有宗教性。而且他对儒家的宗教性十分关注，认为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一窥中国传统社会三教合一的哲学基础，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儒耶、儒犹及儒回对话的理论方法及实践途径”，[11]所以对儒学宗教性的发掘对于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型和社会普及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人性问题的回应。西方思想家一般都认为人性本恶，故重视程序政治和法治。而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人性本善，故重视礼制，强调贤人政治。对于儒家所认为的性善论，杜维明先生认为其难以适应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所以它有所改进。

儒家在对自己的理论重构中，对西方的启蒙思想不断做出积极的回应，这是它生存于现代社会的前提，也是它自我超越的前提。

三 儒家人文主义可能的世界性作用

对西方启蒙思想作出建设性的回应是儒学能够生存于现代社会的必要条件和前提，也是儒学进行重构的重要内容，但是儒学作为塑造了东亚文明形态的一门重要学派，在它的学说之中有许多富有启示意义和精神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的光辉不仅对未来的中国，甚至未来的世界都将可能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钱穆、唐君毅、冯友兰几乎不约而同的得出结论说，儒家传统对全人类作出的最有意义的贡献是“天人合一”的观念。这种观念被杜维明成为“人类—宇宙合一”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人类置身于宇宙的序列之中，而不是像人类中心的宇宙观所断言的那样，人类出于选择的需要或者疏忽之故而远离自然界”。[12]天人合一的思想不是简单的将天与人看做一个整体，它还包括天人相通，天人互动的观念。它将人与天地万物视同一体，人与天地万物想通想联息息相关，这种思想不仅使人走出自身的狭小圈子，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去关怀他人，去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其最为可贵之处还在于它从天人相通的视角去关怀世间万物，将世间万物与人视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张载在《西铭》中说：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貌焉，乃混然中处。夫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3]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更为宽广的胸怀和视野去关怀人与宇宙，对于今天这个人类欲望和力量极度扩张而不知收敛的时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可否认在启蒙思想中的理性主义精神的照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大大加快。不过“西方从18世纪发展的启蒙运动是一种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14]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类将其关注的焦点完全放于自身身上，使人类过于迷信自身所拥有的力量。它强调对于自然的征服，此种思想走到今天已造成了许多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使人类不得不反省以往的发展模式，对以往发展模式的深刻反省，追根朔源必须回到人们思想深处，那么人类必须对启蒙思想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作出深刻的反省。这种反省要求人类重新界定自己在宇宙世界中的位置，重新审视在纷繁的宇宙序列中人类应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以往人类认定自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为所欲为。现在看来人类目前的自我界定显得过于自大，而他自己的为所欲为也使自己品尝到了苦酒。现在人类必须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而古代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给人类重新定位自身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启发。“天人合一”思想将人类定位于宇宙万物的一分子，而不是主宰者，它认为宇宙是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有其自身的序列和运行方式，人类存在于这个序列中，也必须遵循其运行方式，人与其它宇宙万物息息相关，人与天地相通，人与世间万物不是主宰与被主宰、掠夺与被掠夺、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他们是同生共存的关系。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其自身所特有的精神价值。“促进天人之间和谐而可持续的交通关系是想着它自身的基地回归，而不是离开它的源头”。[15]这种独特的精神价值在未来极大可能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人类社会的发展更加健康，使人类生活的更加和谐、更加美好。这种改变虽还未实现，但是它也并非空中楼阁那样的虚无缥缈。原因在于不仅它具有解决人类发展困境的重要思想，而且从其它古典文明来看，如基督教、佛教等世界性的宗教，虽然在它们的思想中也有教导人们善待万物的思想，但是“基督教的未来在天国，佛教在彼岸，所以它们有超越而外在的另外一套理念，有其终极关怀。[16]”它们的核心价值并非在这个现实世界而在另外一个彼岸世界。但是儒家不同，它的思想虽具有宗教性，但它毕竟不是宗教，它所关注的还是我们所生存的现实世界，它是积极入世的。所以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较之于宗教思想而言，更能契合于我们所生存的现实世界。如果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真正的改变了我们看待万物的方式和人类的发展模式，那么儒学不仅仅是复兴，也更是它在走向另一个辉煌。

儒家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可能对国际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思想就是“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个理念源自儒家思想的“恕道”和“仁道”。恕道简而言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强调对他人的尊重和不要自以为是的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人。仁道简而言之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它是一种推己及人的爱，一种感同身受的爱。

和而不同的理念源于恕道和仁道，它对于当今国际社会具有积极的影响，可以促进各种文明、宗教之间相互对话和和平共处。冷战结束后，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理论，他将世界划分为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等多个文明，并认为这不同文明间要不断的碰撞和冲突。这个理论似乎展示了人类社会的黯淡的未来，因为各种文明的冲突一经展开便很难妥协，各种文明有着自己对于世界和人的不同看法，由此产生各自基本的信仰，这种信仰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因为这些基本信仰是这些文明形态成为自身的根本。所以靠暴力和战争是不能使这些文明屈服的，它只会增加仇恨和更多的暴力。以后的“9.11事件”似乎证实了文明冲突理论的正确。对于文明之间的冲突，暴力与战争不能解决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唯有文明对话一途。儒学中的恕与仁的思想，和而不同的理念可以促使不同文化和宗教间相互的对话，以实现人类的和平共处。这些思想承认人类已不同的方式共存，并鼓励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补充。它强调对多样性的尊重，鼓励不同文明的对话，是有利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宽容和理解，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的和平。

儒家的一系列关于和为贵的思想不是仅仅存在于一部部古书中，它在古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中积极的发挥着作用。从中国历史看，在儒家占统治地位的古代中国，它以包容的心态吸收了外来的佛教，也容纳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这三教之间不仅没有发生西方式的宗教战争，和而不同的共生共存着，而且还呈现了三教合流的趋势，这有力的证实了，儒家和而不同的理念使它能同其它异质的文化和平相处，并以开放的心态相互借鉴。从中国主导的东亚政治秩序来看，古代中国是东亚地区无可争议的政治中心，但它并没有凭借强大的国力去侵占小国的领土、掠夺小国的财富和强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是主张和而不同，以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平为宗旨。历史的实践表明儒家的仁道、恕道和和而不同的理念使古代中国能够尊重文明的多样性，能够尊重其它民族的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以实现不同文化和民族的和平共处。此种宝贵的思想对于推动文明的对话，实现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维护国际和平无疑将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所以杜维明先生说“儒家的大同理念既不是乌托邦式的，也不是浪漫主义式的，对于真正的全球化社会远景来说，大同的理念又是一种符合理性的、开明的、人道的、实用的策略”。[17]

四 儒家复兴的现实条件

儒家文明不仅包括今天的中国，它还包括今天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以及海外华人华侨聚居之区，儒家的全面复兴必然是整个儒家文明的复兴。现在，对儒家思想保护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韩国、台湾。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现代化，但他们又都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如强调家族观念、集体协作、社会责任等，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体现，这些思想原则在它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成为了它们现代社会的一大特色。对这些以实现现代化的儒家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将有利于人们对以后儒学的发展走向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但是儒家的真正复兴，全面的复兴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是不够的，它的复兴是在中国的复兴，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复兴，这是儒学真正复兴所必需的条件。

中国是儒学的发源地，儒学自其产生至今已两千多年，它深刻的塑造了中国人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虽然近代以来儒学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冲击而遭遇被解构的命运，但它依旧生存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是受儒学影响最深的国家，加之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儒学只有真正的在中国复兴，才能使之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所以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必须是现在中国实现复兴。

儒学欲复兴的另一个重要条件便是公众知识分子的产生。任何一门学说它的广为人知和广为人所接受必然需要一批对其坚定信仰者的传播。古代的儒学有这样一批信仰者如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和读书人，他们坚定不移地信仰儒家学说并不竭余力地去实践它。现在谈儒家的复兴，势必需要一批对儒学重新建构后的儒学的信仰者，对于这些信仰者，杜维明先生称之为“公众知识分子”，“我们认定公众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活动，具有文化的敏感度，宗教上的共鸣和对生态问题的热忱关注”。[18]

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对文化的关注是公众知识分子最为突出的三个特点，其实这也是古代儒者的重要特点。古代儒者是积极入世的，他们关心政治，参与社会，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同时他们本身又是读书人，又是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对文化也密切的关注，具有很高的文化敏感度。古代的儒者推动了古代儒学的发展，今日的公众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亦不可忽视，“这些人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的意义能不能构建、社会上的动力、活力能不能够发展，社会的良知能不能显现的问题、、、、、、我们的社会需要公众知识分子。”[19]现在这些公众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出现而且在不断地成长、壮大中，它的成长，必将大大推进儒学复兴的进程。

中国的儒学在近年来似乎迎来了新生的曙光，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国学热、儒学热，社会上也出现了祭祖热、读经热，一时之间人们将目光都投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儒学又是人们的一个主要关注对象。不过国学热并未持续多久便悄然的冷淡下去，对此台湾的新儒学代表林安梧先生认为这种国学的燥热是资本主义大潮中消费性行为的怠倦所致。“在资本主义大潮里，基本上一种消费性的行为会变成主流。消费性的行为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倦怠，因为它毕竟不是回到心灵的生产”。[20]虽然前些年所谓国学热，只是一种消费行为，它并未回归到中国人的灵魂和心灵的深处，但我们亦不能仅仅的将其视为一种纯粹的消费行为，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国学真正复兴的前奏。虽然此次“国学热”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其也反映出三个问题：第一，当代中国人缺乏精神信仰。被裹挟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当代中国人已经很少去叩问自己的心灵与灵魂，他们终日忙忙碌碌皆为一个“钱”字。为了钱，许多人可以不顾廉耻，可以践踏法律，可以出卖情感，可以抛弃尊严，所以如果说当代中国人还有信仰，那么他们的信仰就是金钱，屡屡见诸于报端、网络的种种骇人听闻的事件反映出当代国人精神空虚、灵魂苍白到何种程度。此时的国人亟需寻求自己的信仰，回归于自己的心灵深处。第二，这也表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是引导人们回归灵魂的重要精神资源，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人文关怀性，这种终极关怀，又是植根于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中的，它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它深度的契合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习惯，所以儒学在帮助当代国人重新树立信仰，回归于灵魂，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第三，关注儒学的社群在不断的生长，儒学的重生离不开推动其发展的传播者，在前些年的“国学热”中至少向国人宣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等于封建遗毒，并表明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已在逐渐的改变对儒学狭隘的态度，以一种更为客观，更为理性，更为平和，更为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它。这种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无疑对儒学的重生和发展将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近年的“国学热”虽并不能表明儒学真正的在中国复兴，但它至少宣示了儒学在中国的未来的趋势，这种趋势应该为我们所关注。

儒学，一门塑造了东亚文明形态的伟大学说，它有着辉煌的古代，也有着痛苦的近代，现在它正在经历着缓慢的复苏。我坚信这门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精神气质的学说必将复兴，因为如果没有以它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即使中国实现了国家的富强，也不外乎是多了一群黄皮肤，黑眼睛的西方人而已。它的复兴，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根本的复兴，只有儒学的全面复兴，才能称之为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到了那时，也许不仅仅限于一个学派，一个民族的复兴，它能够宣示近代以来便一直从属于西方的东方文明的复兴。

参考文献